进山中学的抗日壮歌
进山中学的抗日壮歌
进山中学的抗日壮歌
进山中学南门(nánmén)。袁剑锋 摄
抗日(kàngrì)战争时期,太原不仅(bùjǐn)是华北战场的重要战略支点,更是一座由无数英雄(yīngxióng)儿女用鲜血铸就的红色堡垒。在太原的抗战史中,进山中学作为一所具有深厚革命传统的学校,师生们以笔为剑、以身为盾,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抗日壮歌(zhuànggē)。
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,太原学生的抗日热情如火山喷发。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推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(zhèngcè),压制学生运动,激起(jīqǐ)了进山中学等(děng)学校师生的强烈反抗。
1932年9月,进山中学与山西国民(guómín)师范、成成中学等学校(xuéxiào)的进步学生联合成立抗日反帝(fǎndì)同盟会,在中山公园(今文瀛公园)集会演讲,呼吁“收复东三省,打倒不抵抗主义(zhǔyì)”。他们高呼口号、散发传单,甚至冒着被捕的风险在街头张贴抗日标语。
1933年1月,同盟会突遭军警镇压,15名学生被捕,百余人被通缉。进山中学学生孙光祖、刘善述等(děng)人被关押在警备司令部拘留所,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。刘善述在狱中写下血书(xuèshū):“宁为抗日死,不作亡国奴(wángguónú)!”这场镇压虽令(suīlìng)公开抗日活动暂时沉寂,却让更多学生意识(yìshí)到:唯有团结斗争,方能救国图存。
1941年(nián),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(jiēduàn),太原沦陷区教育几近瘫痪(tānhuàn)。为挽救失学青年、延续抗日火种,赵宗复(进山中学复校校长)在晋西隰县重建进山中学。这座藏身吕梁山腹地的学校,成为华北敌后教育的灯塔。赵宗复以(yǐ)“改进山西”为办学宗旨,表面教授三民主义,实则(shízé)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,组织学生成立“投枪社(shè)”“流火社”等进步社团,编写抗日刊物,激发青年觉醒。
在隰县的(de)山沟里,学生们白天读书,夜晚刻印《论持久战》手抄本,通过地下交通线送往太原周边的游击区。理化(lǐhuà)社的徐光锐带领(dàilǐng)同学研制土炸药,支援八路军的地雷战。“投枪社”的杨盛钦创作话剧《太行烽火》,在根据地巡演时(shí)观众声泪俱下。
抗日战争胜利后,进山中学迁回太原,但斗争并未结束。面对阎锡山政权的倒行逆施,师生们以(yǐ)校园为战场(zhànchǎng),继续开展地下斗争。
1946年,学生乔亚、刘鑫等人成立(chénglì)“青年读书会”,秘密收听延安广播,将《新华日报》内容(nèiróng)改编成传单(chuándān),在太原街头(jiētóu)散发。他们还绘制太原城防工事图,通过地下党员王天庥送至解放军指挥部,为解放太原提供关键情报。
然而(ránér),危险如影随形。1948年,国民党特务突袭校园,8名学生因“通共”罪名被捕,受尽严刑拷打仍守口如瓶。临刑前(qián),17岁的韩健民在狱墙刻下绝笔:“我以我血荐轩辕,死后红旗覆我身!”史称“八君子(jūnzi)事件(shìjiàn)”的惨案,成为太原解放前夕最悲壮的注脚。
今天的进山中学,仍矗立着赵宗复纪念馆(jìniànguǎn)。馆内(guǎnnèi)陈列着当年学生刻印的《新觉路》刊物、乔亚使用过的发报机残件,以及“八君子”的遗书复制品。每逢清明,学子们在此诵读赵宗复创作的《进山青年进行曲》:“敢看(kàn)惨淡的人生(rénshēng),敢见(jiàn)淋漓的鲜血……我们誓不作俘虏!” 歌声穿越时空,与历史的回响共鸣。
校史馆内,94岁的老校友李蓼源为新生讲述往事:“赵校长教会我们,课堂可以是战场(zhànchǎng),钢笔也能当刺刀。”而新一代进山人继承传统,将抗战故事改编成微电影《隰县星火》,用无人机航拍(hángpāi)吕梁山中的复校旧址,让(ràng)历史在(zài)数字时代焕发新生。
从抗日反帝(fǎndì)同盟会的街头呐喊,到晋西深山中的琅琅(lángláng)书声,进山(jìnshān)中学的抗战史是太原乃至中国教育抗战的缩影(suōyǐng)。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,不仅为铭记牺牲,更让那份“以教育救亡、以知识抗战”的精神,化作新时代奋进的炬火。正如赵宗复所言:“教室里的每一课,都是民族(mínzú)复兴的一块基石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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